“最初的誕生和最後的死去一樣,都是人生的必然。最初的晨曦和最後的晚霞一樣,都會光照人間。”
  ——北京大學醫學部遺體告別廳紀念牆文字
  □本報記者張昊
  □本報實習生路臻楊茂林
  方亞珍老人帶著兒子、孫女等家人,來到北京市長青園骨灰林基地祭掃自己的老伴。方亞珍和老伴都是共產黨員,早在1974年前後,兩人就有了遺體捐獻的想法,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就辦好了遺體捐獻手續。2005年12月,方亞珍的老伴離世,遺體捐獻給了北京協和醫科大學。
  “鼓勵黨員、幹部去世後捐獻器官或遺體。”2013年12月,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《關於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》,鼓勵黨員幹部帶頭火葬和生態安葬,保護生態環境。意見引發人們對身後事的又一次關註與思考。
  捐獻給醫學院的遺體被稱為“大體老師”、“無言良師”。《法制日報》記者瞭解到,醫學院正面對著這類“良師”短缺的現狀。推進志願遺體捐獻尚需破除偏見,併在法律方面提供更多支持。
  “現在能接受的人挺多的”
  3月30日,意見下發後的第一個清明節前夕,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長青園公墓,這裡矗立著北京市紅十字會為遺體捐獻志願者修建的紀念碑——生命。
  紀念碑高6.5米,底座是一個地球的造型,上面三雙手分別托舉著一顆心和三顆星星,一道彩虹環繞雙臂。這個設計寓意著生命的輪迴與日月同輝,生命長在。
  “北京市的志願捐獻遺體工作始於1999年。志願捐獻遺體供醫學教學,科學研究,是造福人類、有利後代的善舉。”紀念碑碑誌上如是寫道。紀念碑象徵著遺體捐獻志願者擯棄陳規舊俗、人道奉獻的精神。
  “生命”紀念碑前擺放著花籃,每年的清明節,北京市紅十字會、北京市解剖學會、接收遺體的單位以及醫學院校、衛生學校等單位都會聯合舉辦追思會,前來悼念志願捐獻遺體的逝者。
  刻有志願捐獻遺體者名字的石碑環繞著紀念碑。來祭掃的家屬把鮮花放在石碑旁,有些名字旁邊也貼著鮮花。
  方亞珍老人今年84歲了,她和老伴年輕時曾響應國家號召援藏工作了十幾年。“2005年年底,還差兩天過年,他沒過上年就走了。第二年就到這兒了(紀念碑上刻了老人的名字)。人沒了也不知道疼,為什麼不給祖國的醫學作點貢獻呢?就是這種思想,我們都是共產黨員,一切都是為了國家,為了人民。”老人這樣看待遺體捐獻。
  當天,退休中學教師賴萌和妹妹來到長青園祭掃,她們的媽媽以及賴萌愛人的名字刻在這裡。賴萌和妹妹也都辦理了捐獻遺體公證。賴萌還說通了婆婆一起捐獻。“我愛人捐獻遺體的時候,婆婆當時不理解,覺得是不是醫院或者單位逼著她做的。後來我跟她講,我們是自願的,事後慢慢地她也接受了。她曾想跟她的父母一起上牆,就是那種正常的墓地,我告訴她我以後在這兒,我愛人、我媽都在這兒,孩子們掃一次墓就解決了。後來我婆婆想和兒子在一起,就同意遺體捐贈了。”賴萌告訴記者。
  “我認識一位老師,他在萬佛園有一塊墓地,兩個兒子都在國外,誰去掃啊?花了錢高高的在山上,沒人去就荒著。像我們在這兒,每年有醫學院的學生來掃,孩子來也方便。”賴萌的妹妹說。
 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,許多家庭像賴萌家庭一樣,一人捐獻了遺體,出於對捐獻做法的認可以及“一家人要在一起”的想法,其他人也會有捐獻遺體的想法。
  “我覺得看得淡一點,在哪兒不是一樣呢?去世後對醫學還有貢獻,還不給孩子增加麻煩,也不破費。”賴萌如是說。賴萌的妹妹曾將遺體捐獻的想法說給同學,“很多人都能接受,他們還問我聯繫方式。我們這個年代的人,能接受的人還挺多的,主要問題是大家之前都不知道”。
  遺體捐獻狀況難達要求
  北京市政務門戶網站上的工作動態顯示,截至2013年年底,全市已有17370人報名志願捐獻遺體,其中8893人辦理了公證,1631人實現了遺體捐獻。2013年,3個“志願捐獻遺體登記接受站”共接受了224名志願捐獻遺體者。
  北京大學醫學部遺體捐獻登記接受站是北京市紅十字會指定的3個接受北京地區遺體捐獻站點之一。
  4月2日,《法制日報》記者在北大醫學院遺體捐獻登記接受站見到了在這裡工作的谷老師。他向記者講述了志願遺體捐獻接收工作。
  沒有嚴重傳染病,遺體在本市,是接收的基本要求。遺體需要保持完整,捐獻遺體與捐獻器官則只能選擇其一,最多可以捐獻眼角膜。谷老師解釋,重要器官的缺失不僅會影響到遺體的防腐保存,也影響教學。相比器官捐獻而言,遺體捐獻不需要配型,接收時間、保存狀況等要求相對較低。
  接收的遺體主要用於各醫學專業的醫學生學習人體解剖學課程,供學生實地操作。較理想的情況是4至6個學生使用一具遺體,教學實際情況是8至10個學生使用一具遺體。
  在這工作了5年,谷老師看到捐獻的數量逐步增長。“我們站去年接收63位遺體捐獻者,以前是每年30位左右。”該站接收的遺體數量僅能滿足北京大學醫學部的最基本的教學需要。
  目前教學中不僅數量不足,獲得的遺體狀況也與教學要求存在一定差距。遺體大多為腫瘤患者和80歲以上的老年人。“從專業上來說,解剖是研究正常人體的科學。所以開展教學的時候,會有一定影響。”谷老師解釋。
  “這已經是目前能夠達到的最好狀況了。”谷老師介紹,即便是這樣,這個水平已經高出國內平均水平很多。
  “這些學生將來都要成為醫生,我們希望學生在學校的時候多學,避免上手術台再去學。”谷老師說。
  志願遺體捐獻申請登記表上,接收站節假日值班電話是兩個手機號碼。“有一年春節期間,初一到十五,我們接受了7位遺體捐獻者,家裡再忙都必須過來。”谷老師說,老師們最怕誤人子弟,做好遺體捐獻接收工作是對學生負責,對社會負責,也是我們的責任。
  移風易俗尚待思想觀念轉變
  “鼓勵黨員、幹部去世後捐獻器官或遺體,說明國家重視。”提到《關於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》,谷老師說。
  遺體捐獻接收工作曾面臨一些偏見。“以往人們對接收遺體捐獻工作存在偏見,一是有些人覺得沒人要的遺體我們才要,二是有的人對遺體捐獻心存恐懼,三是有些人以為這是非法的。此外,捐獻遺體是志願捐獻,屬自願無償的。”
  “去年捐獻人數有了明顯的增長。”谷老師分析,以往捐獻人群以高知階層、黨員幹部為主,現在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接受了遺體捐贈的理念。過去,老人健在的時候,除了他自己敢提遺體捐獻,他的子女都不敢提及。現在,人們至少能提這件事情了,自己願意提出捐獻的也多了。
  “我們有移風易俗的責任,現在人們的思想觀念需要轉變。其實,遺體捐獻對於國家和醫學都有貢獻。走完了一生還可以在社會中發揮作用,體現人生的價值,也是一種愛心的傳遞吧。”
  北京市公民志願捐獻遺體,首先需要填寫申請表,取得家屬同意並簽字。經過公證程序後,向接收站交回申請表格。捐獻者離世後,家屬辦理完相關手續,與接收站聯繫完成捐獻。生前未辦理志願捐獻遺體申請登記手續的,但本人臨終前或死後其直系親屬要求志願捐獻遺體,在取得死者工作單位或公證處證明後,也可到登記接受站辦理接受志願捐獻遺體的手續。
  這一程序的依據是1999年北京市紅十字會及有關單位聯合制訂的《北京市接受志願捐獻遺體暫行辦法》,其中對遺體捐獻相關工作作出了規定。
  雖然從法理上而言,遺體捐獻是個人的意願,但完成遺體捐獻需得到家屬的支持,哪怕一位家屬不同意,接收站都會尊重家屬的意願,放棄接收。谷老師說:“中國傳統中喪葬是大事,家屬都很悲痛,出現思想鬥爭的情況很正常。這方面我們尊重捐獻者本人和家屬的意願。”
  本人和家屬都同意捐獻,接收站在實際操作中會根據不同情況儘量為家屬簡化程序。如果捐獻者和家屬都同意的話,可以有一個家屬代表簽字。
  谷老師介紹,在工作過程中,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公證。少數情況下,老人突然去世,來不及公證,家屬說是遵照老人生前遺願,並寫下書面文字,這種情形也是可以接收的。有些孤寡老人想要捐獻,沒有老伴或者孩子在國外,想做登記和公證,但身體狀況不允許,可以寫遺囑代替。但是,如果沒有遺囑和執行人,僅有老人自己的意願,也是無法實現的。
  目前,北京市捐獻遺體公證免費辦理,有的公證處還專門開設了單列窗口優先辦理。
  北京大學醫學部遺體接收站為家屬設置的遺體告別廳,將在4月5日清明節當天開放接待家屬祭奠。這裡有一座由數百個水晶紀念盒組成的紀念牆,以感恩來到北京大學的每一位遺體捐獻者,並綴以老師的稱謂。紀念盒上寫著這樣四行文字:“最初的誕生和最後的死去一樣,都是人生的必然。最初的晨曦和最後的晚霞一樣,都會光照人間。”
  (應採訪者要求,文中賴萌為化名)
  圖為山東省陽谷縣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為老人辦理遺體捐獻手續。肖明磊/CFP
  (原標題:志願遺體捐獻尚需破除偏見轉變觀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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